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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话西施

北京晚报 | 2024年06月17日

西施浣纱图 齐白石 约1893年

　　陈侃章

　　无论是登庙堂还是处草莽，无论是锦衣玉食还是西风瘦马，人们对美始终有憧憬，有向往，有追求。

　　不妨以“四大美女”为例。四大美女美到什么程度？游鱼见了忘记游泳，沉入水底；大雁见了忘记振翅，落到地下；月亮见了自惭形秽，躲进云层；鲜花见了自愧弗如，收敛花瓣——正所谓“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沉鱼”说的是西施浣纱时的故事，“落雁”说的是昭君出塞时的故事，“闭月”说的是貂蝉拜月时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

　　但人们对美有“求全”心理，哪怕是四大美女，也存在缺陷：西施脚大、昭君溜肩、貂蝉耳小、杨玉环有狐臭。这还不算完，有人认为貂蝉不一定真实存在，西施并未参与吴越争战，昭君乃贫贱的宫女，杨玉环本是唐玄宗的儿媳。

　　最近看到一个说法，由于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未提到西施，而《管子》一书提到西施，管仲出生又早于西施，所以西施为虚构的人物，只是美女的泛称。追根溯源时，便有了这篇文章——探寻西施的文献记载，以证其历史真实性。

　　先秦两汉典籍中的西施

　　春秋末期，吴越两国互相攻伐，因吴强越弱，越被吴击败。前492年，越王勾践作为人质，遭吴国囚禁三年；前490年，勾践被释放，返回越国。勾践从此卧薪尝胆，想尽一切办法复兴越国。大夫文种进献“灭吴九术”，其中的第四术是物色美女进献夫差，“以为劳其志”。经多方寻找，终于在苎萝山下觅得西施和郑旦，作为“贡品”进献夫差。唐朝诗人杜牧有诗曰：“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三月初。”也就是说当时西施、郑旦有十三四岁。如果以此推算，西施、郑旦是前502年左右生人。

　　先秦两汉时期，有哪些典籍提到西施呢？列举几部：

　　《墨子·亲士》载：“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墨子》一书多为墨子（前476或480—前390或420）所作，但也有一部分内容由其门徒补充。

　　孟轲（约前372-前289）的《孟子·离娄章句下》载：“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庄周（约前369-前286）的《庄子·天运》载：“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的《楚辞·九章》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陆贾（约前240-前170）的《新语·术事》载：“故良马非独骐骥，利剑非惟干将，美女非独西施，忠臣非独吕望。”

　　刘安（前179-前122）的《淮南子·修务训》载：“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种；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

　　以上所引均为名人名作，作者及其作品拥有同样的声望，可见提到西施的典籍横跨多个时间段、出自多位作者之手，这是能串联起来的文化链条，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记录。

　　越国在前473年灭吴国，墨子与西施应有“时空交集”。因为墨子所在的鲁国与吴越两国是近邻，墨子出生、成长的时期，正逢吴越争战进入尾声，他极有可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所以他记录的历史，更接近真相。《墨子》中提到的比干、吴起，都是真实人物，比干因为人正直被挖心，吴起因触怒君王被车裂，西施因美艳绝伦被沉江。

　　至于《墨子》所记“西施沉江”之事，明朝状元杨慎说他见过《吴越春秋》的佚文：越王夫人认为西施实在是太美了，因而导致夫差昏庸灭国；如今越国得胜，她担心西施会殃及越国，暗中命人将其盛于“革囊”，随江浮沉而亡。“西施沉江”这个说法，多为史册地志所承继。

　　倘若西施为虚构的人物或是美女的泛称，那么《墨子》将其与真实人物比干、吴起并称，这是难以想象的。陆贾的《新语》同时记载了干将、吕望、西施，前二人声望之高，不必多说，倘若西施为虚构的人物，陆贾会纵容“虚构”与“真实”比肩吗？同理，刘安在《淮南子》中说“美貌的女子，不一定要是西施那样的美人；通达事理的读书人，不一定要是孔子、墨子那样的智者”，倘若西施为虚构的人物，刘安会任其与孔子、墨子二位智者同列吗？

　　透过先秦两汉典籍的记载可知，西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不宜简单揣测《管子》《史记》

　　《管子》一书传为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所作。管仲出生早于西施，而《管子》中提到西施，盖因《管子》一书并不都是管仲直接秉笔，一部分为后人托名所作，许多语言是后人补植的；也有人认为是“稷下学派”集结管仲的言行而成书，书中出现的不少事迟于管仲生活的年代。这与《论语》的情况颇为类似。《管子》的成书时间前后交织、跨度很大，书中出现西施，不足为奇，不能据此否定西施其人的存在。

　　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提到西施，也是事实，但“没有提到”并不代表“没有其人”。作为后人，我们只能景仰司马迁《史记》之严谨、简洁，但无法要求他记什么，不记什么，更不能以书中是否提到某个人物，来判定其是否真实存在过。《史记》中没提到的历史人物还有不少，例如在《史记·夏本纪》中，做了四十年君主的寒浞就未曾出现；周幽王死后，有一段周平王（？―前720）、周携王（？—前750）平起平坐的时代，可《史记》中并无对周携王的记载。后人能凭借《史记》中无此二位君主共同执政的记载，就说历史上不存在周携王吗？《史记》也没有单独为刘邦与吕后的嫡长子刘盈立传，即司马迁没有为在位七年的同朝汉惠帝（前211-前188）设立本纪。对这些显赫的帝王尚且如此，何况是地位卑微的西施？

　　司马迁曾对《史记》的成书过程作说明，其中也有谦语，称这部书是“粗略考订”的“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是真心话，说明根据本人的识见，有取有舍。后人仅凭《史记》是否记载来定夺历史人物是否真实存在过，诚不足取。

　　名著漏记名人属常态

　　《文心雕龙》是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约465—？）创作的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501年至502年间，素以“体大而虑周”为人称道。就是这样一部书，没有提到陶渊明（约365—427）这位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我们能据此说历史上无陶渊明其人吗？

　　王国维的力作《人间词话》品评了晚唐五代至两宋的词人及其作品，书中没有提到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李清照（1084-1155）。这并不能说明李清照的词写得不好，更不能据此否定李清照的存在。李清照在杭州居住了二十年，竟无一句写杭州，词人夏承焘感叹道：“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被誉为中国传统史著的“双峰”之一，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以记唐朝的内容最为丰富，对唐朝的文化给予高度评价。书中提到了陈子昂、白居易、张九龄等，竟没有提到世人皆知的“诗仙”李白，连“辞赋之祖”屈原也不见其踪，给后人留下难解的谜团。

　　司马迁、刘勰、司马光、王国维等，是中国历史上功力深厚、贡献卓著的大家，他们编撰史书时或有取舍，或有疏忽，遗憾在所难免。

　　自先秦典籍记载西施后，有众多史册地志以呼应。在《史记》之前的，前文已述及不少；在《史记》之后的，有东汉《越绝书》《吴越春秋》，南北朝《会稽记》《舆地志》等，到隋唐就更多，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十道志》等，还有宋之问、王维、李白、元稹、白居易、李商隐、鱼玄机等人的诗文，共同构成了历史的集体记忆。

　　更重要的是，西施、郑旦与勾践、范蠡、文种、夫差、伍子胥的政事活动黏合在一起，他们的作为和经历已然重叠，载诸史册。在西施主要的活动区域绍兴、苏州的历代地方志书中，对此均有较为翔实的记录。还有西施、郑旦留下的踪迹，也是方位明确、地点清晰，如诸暨的苎萝山、巫里、苎萝村、浣江（浣纱溪）、浣纱石，绍兴的西施山、美人宫，苏州的灵岩山、馆娃宫等，既有文献可稽，也有古迹可观，且传承有序，是判定历史人物真实存在的重要依据。

　　史家治史，应采用经过考证的史料，若以简单推测来武断判定、以主观想象代替历史真实，是别样的“削足适履”，况且也没有证据能否定西施其人的存在。在浩瀚的史海中钻牛角尖，是不是有点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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