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煜焜，四川人，曾任国民党72军122师参谋长。被俘后，在山东济南战犯管理所改造，1975年特赦，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文史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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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煜焜旧照

魏煜焜：1949年1月9日，国民党72军向解放军投诚。当时，我任122师参谋长，由于受到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的政策极端怀疑、恐惧，怕校级以上人员，会被送到遥远的佳木斯，关押终生。因而改换名字，谎报职务，杂入俘虏群中，辗转来到山东滕县冯庄。

在被押送过程中，每到一地，押送人员便忙着替俘虏们找房子、寻铺草，安顿住处，想方设法搞来大米、猪肉，让俘虏们吃饱吃好，并一再说：“你们大多数人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我们想法弄来大米，没有什么菜，将就吃吧！”言语和蔼可亲。

在行进途中，有的俘虏携带行李过多，行动累赘，押送人员即抢着背在自己肩上，有的俘虏生病，步履艰难，解放军即用担架抬着走。

有一名患病的被俘军官，实在走不动了，一时又找不到担架，这时带队的解放军副营长，就把自己骑的马让给这个俘虏骑。当时很多俘虏都深受感动，纷纷说：“想不到解放军对我们这样好！”

在晚上就寝之前，解放军干部常到住处来谈心，要俘虏们放心，并表示解放军坚决执行党的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保证生命安全、财物不受损失的政策。

记得有一天早晨，队伍正准备出发时，有一位解放军干部高声地说：“你们中如有上校级以上人员，请自动报名，上级照顾，派汽车送到目的地，免得你们走路吃力。”当下就有四五人报了名，不一会儿汽车就把他们载走了。

1949年3月，我们到达山东滕县的冯庄后，我见到了许多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如原16兵团部第二处处长易啸夫、监察官谭本栋，41军124师政工处长黄醒群，22兵站分监徐斯蔚等。这时，自己的紧张情绪才稍微平静下来。

不久，我们又由滕县乘火车经济南转胶济铁路到了益都，住在东朱楼。这里见到的熟人更多了，41军军长胡临聪，副军长陈远湘，参谋长刘伯余，47军军长汪匣锋，副军长李家英，参谋长李传霖，以及16兵团各师、团长等。

见面后，大家互庆余生。这时的管理人员都是解放军干部，对我们非常客气，除晚上休息前点一次名外，其余时间都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都是分散在民间居住，可以到街上散步，到小店吃酒，如果嫌小米吃不饱，可以买些馒头之类果腹。闲着无聊时，除了俘虏们自己天南海北乱扯一气外，管理人员间或也参加进来，讲些形势、政策问题，要大家安心。

不到一个月，我们复经火车运送到济南历城县，住在北滩头。

约半年后，为便于管理，政府把在华东的俘虏集中在一地，正式命名为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由济南的山东团迁往苏州，与苏州团合并，住在苏州狮子口原国民党的“模范监狱”内。

在离开山东之前，领导对我们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说：“这次迁移是为了便于学习改造，你们的老朋友、老同事也可重聚一堂，互帮互促。你们南方人颇多，到南方生活条件会好得多。”

因而，俘虏们个个兴高采烈，整顿行装，由团长朱国成率领来到苏州。在苏州，上面订了半年改造计划，大家估计，可能是改造半年，就可以获得释放，因而抱着等半年的心情，消磨时间。

这时，对我们管理较宽，每天早晨可随便到城墙上散步，观看郊外野景和苏州市容，还可以请假上街探亲访友，管伙食的事务长常率领战俘到街上买菜。

可是，接着就接连发生了几起令人震惊的事：

1、有一名战俘系苏州人，请假回家去拿衣服，经批准由一位年轻的区队长带着前往，殊不知，这人对苏州异常熟悉，他到一家药铺买药，让这位区队长在店堂内等他，等了几个小时，还不见他出来，最后才察觉此人已从该铺通河边的后门逃跑了。

2、有两个被俘军长，一叫刘秉哲，一叫罗贤达，二人买通了一个挑粪的向外通信，约定接应时间地点，在一个晚上，二人爬上房子，企图逃跑，被哨兵发现，当即逮捕，受到了应得的惩处。

3、有一名军统特务叫周元信，半夜里突然冲出寝室，大声喊叫：“冲啊！冲出监狱去。”竟然向大门口的警戒哨兵冲去。

我们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第二天听解训团的史副参谋长讲话，才知道周元信夺哨兵的枪被打死。从此以后，管理严格起来。

1951年3月，我们又由苏州迁移到山东老解放区的禹城，住城郊天主教堂内，这里新翻修了礼堂、宿舍、厕所等，大体形成了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进入了正常学习。

到1956年，由解放军直接管理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交由山东省公安厅接收，更名为山东军区解放军官管训处，言副政委（原主任）当众介绍了负责接收的公安厅王处长，各队都有公安厅派的队长、助理员协同原先的解放军管理干部参加各队管教并熟悉情况，直到我们由禹城迁到济南荣誉军人第五中队驻地，解放军干部才全部离开。

我们被俘人员，正式进入学习改造，是从到济南历城北滩头开始的。当时解放军官训练团，有一个团部，团长朱国成，政委姓苏。被关押的人，大都是淮海战役被俘的，有一部分是在济南、潍县解放时被俘的。

团部提出的第一个学习讨论题，叫作“交朋友”，这个讨论题，听来有一种亲切感，我们的情绪变得活跃起来。同时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在讨论中，大家热烈地争相发言，通过对蒋介石集团活动的是非，对自己为蒋介石效命的功过，对共产党是为人民的理解，对共产党的俘虏政策是真是假等问题的争论，使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对蒋介石的真面目看得比较清楚些了。

尤其对在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需要从事经济建设，而蒋介石却悍然发动内战，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也使我们战败被俘，在心情上既愤恨又懊恼。

同时，我们亲身感受到的共产党对俘虏的优待礼遇政策，戳穿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特别是看到王耀武不仅还在，而且精神愉快，身体健壮，这就使国民党报刊宣传王耀武被共产党“五马分尸”的谎言，不攻自破了。

多数人说：“国民党天天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今天才算对共产党有了点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人仍抱着敌视怀疑的态度来对待“交朋友”的活动。如在开大会时，有一个叫王飞的说：

“共产党讲与我们交朋友是做不到的，我们好比是叫花子，共产党是贵小姐，两者门户太悬殊，身份不相称，这个朋友是交不成的。”

另有一个叫魏翱卿（我们戏呼为未搞清）的也附和地说：“共产党是一根铁钩子，我们是一批琉璃球，铁钩子钩琉璃球，永远也钩不住。”

对这些论调，既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更多的是抱中立，静待管理人员来答复。有人则在背后议论说：“王飞这些人实在太蠢了，人在矮檐下，还能不低头，简直是自找苦吃！”认为共产党不会放过他们。

出乎意料，大队教导员做总结时，却诚恳地说：“你们在战场上和解放军刀枪相拼，是敌人，但是当你们放下武器后，就是朋友，我们的共同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

共产党的政策是区别对待：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赏。我们是真心实意和你们交朋友的，你们放心好了。”

这一席话，使听的人由衷感动，使抱怀疑态度的人解除了疑虑，对敌视共产党的人也使其有所收敛，不再嚣张。

有一次，团部苏政委召集全团俘虏讲话时，称呼我们为解放军官（管理机构的全称又叫作“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所以有的人就悠然自得，自以为这是解放军官在训练团受训，和国民党的军事学校一样，毕业后，可以在共产党方面谋求一官半职，不愿承认自己的俘虏身份。

也有的人则说，被共产党抓来关起，不得自由，不是俘虏是什么？称我们为“解放军官”，不过是笼络人心而已。茶余饭后，争论纷纭。

这个情况被管教人员知道后，就组织大家讨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基本上趋于一致。俘虏军官和解放军官，只是字眼不同，含义是一样的。

我们追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战败被俘，解放军遵照毛主席制定的政策，不咎既往，宽待我们，是共产党的恩惠，作为我们自己，则应有自知之明，低头认罪，如果还认为自己不是俘虏，真是太无知了！

有个别人不服气。管理人员却耐心地说：“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思想问题是慢慢解决的，不能要求过急。”

经过一段讨论后，团部又开展了一个“反蒋控美”运动，这对于脱离蒋介石集团还不到一年的国民党军中、上级军官，是颇不容易的。因此在运动之前，由小组到全团，都用大量的事实，层层做了动员。

控诉会连续开了四天，控诉范围涉及美帝侵华、美蒋勾结、政治迫害、武装镇压、杀害共产党人、杀害战俘、烧杀破坏、强奸投毒等罪恶行为，既有美蒋干的，也有控诉人自己干的。

台上发言的人声泪俱下，台下听的人泣不成声，当解放军战士听到亲人被害、家乡被毁的情况时，又悲又愤。我们这些人，又愤怒又惭愧。

我记得，当姚延（国民党军13兵团的副师长）交代自己在胶东杀害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解放军战俘和无辜农民达上千人时，姚延刚说完，在解放军队伍中，突然有一名战士跑上了台，控诉说：

“我就是他的卫士，他杀害的人数完全属实，而且大多是用绳捆着活埋的。”

有人担心，担心共产党对这样罪大恶极、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决不会放过。有的人悄悄地说：“他太蠢了，杀了这么多人，自己还亲口讲出来，这不是找死吗！”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当天主持大会的领导，在会议结束时说：“姚延很老实，能够大胆控诉自己的罪恶，是一大进步。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坦白从宽，只要讲出来，人民是会谅解的。”

会后，指导员还安慰他说：“这为你创造了处理（释放）问题的条件。”并让他继续担任学习组长职务。

这消息在俘虏中传开，众口同声地说：“姚延那么大的罪恶，共产党还宽恕了他，还说他是进步。我们还顾虑什么，有什么罪恶，就大胆交代吧！”

在被关押期间，经过一段学习改造后，政府对国民党军官，只要具有专业知识，有一技之长的，都给予参加革命工作的机会。

如原军医处长周麟光、雷良和会驾驶汽车、会无线电技术、会缮写的人，解放军都争取他们参加了工作。我们队的门射言，原在队上担任俱乐部副主任，表现很好，擅长画漫画、写标语，深为领导器重，不久也参加了工作。

华东军政大学还来解训团招考教员和学员，凡是在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或各专科学校毕业，或对军事学科有专长的，都具有报考资格。我记得有一百多人报考，录取了数十人。

大家反映：共产党还是重视人才的。后来他们从军政大学来信，盛言校方很优待他们，小灶待遇，在教研室里从事教学工作。

走了一批人，剩下的人必然有一些思想波动，有人认为，改造时间太长，要求释放。认为被俘一年多了，大官走了不少，而小官还留着不放，不服气。

如原国民党军74军政治部主任刘芬荣，公开吵闹地说：“邱维达是我的军长，论官比我大，论钱比我多，论罪恶也比我大，为什么他能得到处理，我反而得不到处理呢？”

领导不仅不歧视他，反而耐心说明道理，让大家安心继续改造。事后，刘芬荣向我说：

“领导上找我去个别谈话，很和气地向我说，你只知道邱维达比你的官大罪大，就不知道他被俘后，立的功也大，他写了不少材料，揭发很多问题，按党的政策办事，就该释放他。你立了功没有？问得我哑口无言，所以我也就心服口服了。”

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也有一些人被吸收参加了志愿军，如文智昭、文文修兄弟二人和魏翱卿等，都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打击美帝的战争。不久，解放军特种兵学校，也到解训团招考，招收了一批对炮、工、辎重等兵种有专业知识的人。

总之，国民党军军官，在被俘之后，共产党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量才录用，在任用中不断进行思想改造。

人的思想一经形成，特别是构成了思想体系，要想改变绝非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因此，领导常对我们说：“你们改造思想是长期的、艰巨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在二十多年改造过程中，我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最初，我们思想上想不通，认为国民党政权被推翻了，我们做了俘虏，只好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不吃眼前亏罢了，管他什么思想改造不改造呢！

说要改造我们的思想，不过是关押不放的代名词而已。所以对于学习既无兴趣，又感迷惘不解。针对这些想法和论调，领导上耐心地进行教育说：

“人没有生而知之的，都是学而知之。只有不断地学，才能得到新知识，同时可以纠正过去的错误认识，这就是改造过程。只要不对共产党抱成见，愿意接受新事物，就会乐于接受改造。”

我们慢慢体会这些话的意义，思想渐渐开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对待思想改造。

在理论学习过程中，管教人员总是结合一些题目组织我们讨论，如“英雄造时势”，管教人员启发我们说：“某些帝王将相，在历史上是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没有群众的拥护，一个人有天大的本领，也会一事无成。”

我们仔细一想，对的，历史上确实没有匹马单枪就能把天下打出来的。就以蒋介石来说吧，他的反动事业，还不是靠我们这批喽啰替他去卖命效力才行，而蒋介石也正是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垮台的。有些问题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才得以澄清。

我们这些国民党军官，过去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用钱不愁，看不起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现在，要改变为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这确实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怎样才能真正感到劳动是可贵的呢？劳动创造一切财富。任何东西，不经过辛勤劳动，是创造不出来的。这个道理，我们是从来也没有想过的。

接受教育后，仔细一想确实是只有靠劳动，才能创造出产品。粮食是靠农民劳动得来的，钢铁、棉布是靠工人劳动生产出来的，但要说地主是靠剥削农民过活，资本家是靠剥削工人起家，我们又想不通了，认为那是社会的分工，有动脑筋的，有拼体力的，不存在剥削。

后来，在参观中听到工人、农民的控诉，讲他们在解放前的悲惨遭遇，对照我们在旧社会所接触到的地主、资本家，哪个不过着骄奢淫逸、享乐腐化的生活呢？他们凭借掌握有土地、机器、厂房等生产资料，就随意占有农民、工人的劳动成果，这不是剥削，是什么呢？

思想改造，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1956年，我们由禹城搬家到济南时，突然有人在团部打扫卫生时，看见地上一张字条，上有“战犯管理所”字样。这下又引起了不安和骚动，加以正迁移住地，更增加了怀疑和恐惧，人人都怕被列名为战犯，这样不仅释放无望，而且可能受到惩办。

领导及时发现这一思想情况，为了安定大家情绪，再三强调：不管机关名称改为什么，你们的身份是什么，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有利于你们的思想改造，决无别意。

为安抚我们的波动情绪，又把住地周围的碉堡拆除，还开展文娱活动：演戏、下棋、打牌，各级领导经常来到小组，闲谈聊天，一起下棋打牌，和我们打成一片。同时，针对大家的思想进行批判和解释说：

“这是改造思想的机关，不是审判机关，要审讯判刑，会送到法院，不会到这里来。凡到这里来的，是'来者不办，办者不来’，你们放心，无人起诉你们。”

事实证明，我们在管训所改造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因为过去的历史问题而被判刑。

当然，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以前，大家彼此之间，互称“同学”，如今称呼“同犯”，觉得碍口。以致有较长一段时间，互相交谈，不论认识与否，都含混称呼。

一直到了1959年12月第一次特赦，每个人都明确自己的身份为战争罪犯，才开始称“同犯”。领导为了启发大家，不必再在战犯的称谓上心存芥蒂，就把原山东团战犯唐曦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来信，当众念诵，信是向山东团领导汇报他调到抚顺后的改造情况的，而在信中对原先的“同学”一律改称为“同犯”，最后落款是战犯唐曦。

念完信后，陈处长极力赞扬：“唐曦改造得好，思想觉悟很高，对直称'战犯’'同犯’，丝毫不感碍口，不觉得难为情，这是他对自己的过去有了较充分的认识，大家应向他学习。”自此以后，互称“同犯”，自称“战犯”，也就无人再感到碍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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